基层法院尤其基层法庭，处在法院工作的最前沿，受理的案件多为婚姻家庭、合同债务及人身或财产侵权纠纷。接触的当事人由于受地域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，其性格脾气、生活习惯、个人好恶等差别很大。工作中，我和法庭的同志顺应中华民族“和为贵”的优良传统，下功夫吃透案情，掌握当事人的特点和心理活动规律，结合山区当事人重情明理的客观实际，对案件分门别类，采用法、情、理有机统一结合，采用对具体案件因案而宜有所侧重的方式方法，成功调处了一批案件。下面撷取几个工作中的案例，把我和法庭的同志们成功调处案件后的喜悦，来与大家共同分享。

    有这样一个相邻权纠纷案件：原、被告为左右邻居且为叔伯兄弟，因排水问题发生争执，曾经村、组及镇司法所多次调解均未解决，双方积怨较深。案件接手后，我没有急于安排双方进行调解，而是分别给双方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写到“千里修书为一墙，让他三分又何妨”以及“远亲不如近邻”更何况叔伯兄弟的道理。并特别要求他们不要急于和我联系，等把信全读懂了，有了成熟的想法再和我交谈。没多久，原、被告就给我打电话，称吴法官你咋想的这么妙的办法，你的信我们读了，现在也都想通了，俺兄弟俩斗气打这官司真没意思，你给俺们说和说和吧。看时机已到，我就带书记员赶到现场，圆满的调处了这一纠纷。回法庭的路上，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孙先兴颇有感触地说：“民事案件的调解方法这么多，在大学课堂上根本就没有学过这门课，两封书信竟能消除一场积怨那么深的纠纷。”

    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是法庭的重头戏，该类案件大都是基于姻情、亲情关系摩擦积累已久产生的。处理此类案件首先要“动之以情”，用亲情感化、伦理教育的方法解决，效果会更好。在调解时应“情”字当头，以情劝导、以情疏导。以“情”作为解决纠纷的切入点，艺术性地在“情”字上做文章。记得前不久我们庭里曾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：原告原为被告的舅父，在被告不足一岁时其母病故。原告便将被告收养，双方形成事实收养关系。被告成年后，原告为其操办了婚事，生活中双方因家务琐事产生纠纷。原告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要求被告给付二十多年的抚养费，原告到庭后不顾年逾花甲放声痛哭，哭诉抚养被告的艰辛和被告如何没良心对不住自己。我们从侧面打听到当初原告收养被告时的一知情人，经过知情人的帮助终于找到了被告的生父。之后，我们就安排被告生父在对原、被告作调解工作时到场，当面讲了被告几个月大时，其母病故，原告就将其抱养的情景，不仅使被告潸然泪下，连他的妻子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被告夫妇双双跪在原告面前，请求原告谅解，原告被真情感动，主动撤回了起诉。

    当今，市场经济时代，交易行为日渐增多，由于市场的多变性和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，导致合同债务纠纷案件逐年上升。而合同债务纠纷发生的原因多为一方或双方违约，或者不诚实守信。对此种纠纷，调解中我们采用法律阐释、法律疏导的方法，也正是平常所说的“喻之以法”。当事人违约、失信不外乎两种情况：一是明知故犯，对这种当事人搬出法条，开门见山严厉指出其违法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、应负的法律责任，让其权衡利弊，愿意接受调解；二是因不懂法，不会用法而造成违约、失信。只要耐心热情地阐明法律，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。如李某诉某煤矿主张某追索劳动报酬一案，李某的儿子生前与张某签订劳务协议，而没等与张某结算李某儿子交通事故意外死亡。李某以继承人的身份要求张某支付劳务费。由于张某对法律了解不多。一时对李某的起诉难以理解，接到诉状抵触情绪很大，称李某又没有和我签协议，干吗他要告我。我感到张某不是有意赖帐，只是对法律不了解。就来到张某矿上，先拉家常，询问生产、管理、销售等情况，拉近与他的距离，而后，先从《继承法》的继承人讲起，又讲了《合同法》合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，进而又谈了《民法通则》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。张某听后，动情地说，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平时又忙于生产，对法律知道的太少，并再三表示真不是故意赖帐，只是因为不懂法，思想上一时想不通。事后不几天，原告李某来到法庭要求撤诉，称劳务费张某已经结清。讲到此，我有这样的感触：法院是司法部门，工作中只要重视释明法律，老百姓也好，当事人也好，是能够遵法、守法的。

    人身财产侵权纠纷案件大家可能有同感，处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，该类纠纷的当事人人身、财产已经遭受了损害，大多都有明显损害后果，且损害多为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所致。这样以来，一方当事人人身、财产受到了损害，另一方当事人要从经济上给予对方以赔偿，往往是“两伤”。此类案件不象合同债务纠纷案件那样，一方已行使了权利，只是对方请求让其履行义务。例如：借贷的要还本付息，买卖的要给付价款，当事人心理上容易找到平衡点。而侵权纠纷，很难求得心理的平衡，大多当事人思想上想不通，要求我们做调解工作时要辩法析理、以理服人。也就是常说的“晓之以理”，多在理字上做文章，单就这个“理”字我认为有两层意思。一个是法理，一个是情理。实践中我感到，只要坚持调解的公正性，法官居中，不偏不倚，达到法理情理的统一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身财产侵权纠纷案件是能够调解解决的。如王老汉因雇主拖欠工资私自扣押了雇主三轮车，被雇主告上了法庭，我们给王老汉送传票时，他很不理解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他欠我半年多的工钱多次讨要不给，实在没法才找机会扣了他的车，他竟敢来告我，欠钱不给还有理，我想不通！”他执拗地不予配合，不接我们的法律文书。见此情景，我没有直接说案件，而是和他拉起了家常，让他先消消气，并从有些事情合情理不一定合法理谈起，向他讲明，虽然原告欠他工钱不付是错误的，应该到有关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而不能违法地用扣车的手段来解决。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讲法析理，王老汉终于认识到自己私自扣车欠妥。我们并向王老汉表示，只要雇主欠你工钱属实，我们会努力做工作让你拿到工钱。之后，我们多次跑到雇主家中做工作，一趟不行就两趟，家里找不到就到单位找，并多次找到乡镇村委领导帮助协调解决，最终原告同意把工资全部支付给王老汉，王老汉也提出将扣押的车辆交付给原告，双方握手言和。通过这件事，王老汉见人就说：“法庭的法官真是最贴咱老百姓心的官。”

    法庭的法官虽称不上什么官，但我前边所讲这几个案例的当事人却是清一色的农民，他们把我们当成了最贴心的人，时下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呼声日渐声高，给法院和法官们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，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，特别是涉及农村、农民纠纷的案件，如何把握好公平正义的价值尺度，达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为构建新农村奏出和谐音符。要求我们处理涉及农村、农民诉讼纠纷时，要学会做调解工作，融法、情、理于一体。把“调解”当作一门艺术，不断传承、总结和发展，不遗余力地让调解这一“东方经验”发扬光大，为新农村的建设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。